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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5月8日，全运会篮球预选赛正式拉开大幕，19支参赛队伍也各自公布了参赛的球员名单。细心的球迷一定会发现，很多球队中的“名将”，尤其是那些在CBA效力的球员，很多球员所效力的职业联赛球队和其所代表的全运队，并不是一支球队。以国手胡金秋为例，胡金秋在浙江广厦效力，而全运会上，他将代表四川出战。同样，上一届全运会代表天津打球的国手赵睿，今年全运会则出现在了广东队的大名单中。
类似情况，不仅仅出现在篮球领域，在很多竞技比赛中，也有同样情况出现。对于上述在全运会中出现的现象，有着一个属于全运会自己的特有名词——“交流选手”。
“交流选手”“历史悠久”
“交流选手”，这个从八运会开始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词汇，可以被看作是全国运动会的特色之一。同样，“人才交流”几乎存在于各个项目。
运动员交流制度的初衷，是为更多的参赛单位和运动员提供参赛机会和条件。比如甲省的优秀足球运动员很多，就可以通过交流制度把一些好球员交流到足球不发达的乙省，这样甲省过剩的球员可以代表乙省参加全运会，而乙省也有了参赛的球员。通过交流，不但可以改变竞争格局、平衡区域实力，也为运动员提供了更多的参赛机会。
从年全运会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允许各省市体育局之间进行运动员交流。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交流便成为全运会赛场外的重要的人才引进手段。
“交流”效果事与愿违
客观说，当初国家体育总局设定“选手交流”的初衷是好的，毕竟，长期以来，地方体育局都有自己擅长的体育项目，比如铁人三项是解放军队的专长，广东队则在马术项目上一枝独秀，冬雪项目则是东三省的后花园。因地域发展不平衡及地方保护主义，宁可让人才呆在地方队，也不输送给其他省份，导致了我国体育人才的浪费，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根本得不到比赛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体育总局出台规定，允许各省市体育局之间进行运动员交流。
由于全运交流利益复杂，逐渐，这种“交流”开始产生变化，甚至已经逐渐成为—种市场行为。从A代表团交流到B代表团的选手，如果在全运会上取得成绩，那么B代表团将根据成绩给予之前的输送单位补偿，而这—补偿标准甚至已经细化到了每个全运积分。类似于职业体育中的“转会费”。
另外，为了能吸引到高水平的人才，有些省份开始为交流运动员“开价”，一段时间，这种开价甚至变成了明码标价：金牌30万、银牌8万、铜牌4万、—个全运积分元。当然也有—些渴望金牌的代表团，会将金牌价格提高到50万、—个全运积分元这样的‘高标准’之上。
“全国‘买人’一度都乱了，都在互相买，大家都不愿坐下来老老实实搞培养。有钱就买，干嘛非扎扎实实自己培养呢？”不少业内人士这样评价运动员“交流”。
不少球星曾多次“交流”
既然“人才交流”的“转会费”明码标价，而对于人才的个人奖励自然也是必不可少。大部分的雇佣军球员，因为双注册制度的限制，他们在成为雇佣军时并不能成为向新东家索要高额的报酬或者好处。但是体制外的选手则完全自己说了算，例如在篮球圈，巴特尔、张兆旭和奥神队的球员无疑是幸运的一群，因为他们关系并不在“体制内”并因此拥有了“自由身”。
以前国手巴特尔为例，在山东全运会期间，巴特尔被“交流”到了山东，当时坊间传闻巴特尔到手的报酬是万佣金和济南最繁华地段一套价值万的豪宅，是当届全运会上身价最高的“雇佣军”。四年之后，巴特尔再次转会，“加盟”辽宁队，据传言辽宁队同样耗费巨资，即便当时已经是38岁高龄了，巴特尔此次征战全运会仍从辽宁队手中领走超过万元的出场费。
在本届全运会上，刚刚宣布退出本赛季CBA联赛的周琦，将代表辽宁队出战全运会。周琦的户籍不在辽宁，再加上他所属俱乐部为新疆队等一系列原因，辽宁队邀请他加盟必定会花费一定的代价，外界认为，周琦的出场费必定不会比巴特尔当年的少，保守估计在万元左右，如果夺冠，相信还会有相应的奖金。
交流球员赛场“怪象多”
“交流选手”在全运会赛场上，有些时候会成为左右比赛成绩的“胜负手”。在之前的几届全运会上，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交流出去的选手，在比赛中与“母队”的选手狭路相逢，双方教练会权衡利弊，经过协商后让一方弃权。
十运会时，跆拳道前三天共进行了场比赛，其中弃权26场，政策性弃权占到什么比例，谁都清楚。
东道主，为了全运成绩，一般都是全运会赛场上的买人大户。甚至有人戏言，过去几届全运会，东道主称霸全运赛场全靠买人。
在辽宁全运之前的连续四届全运会上，东道主上海、广东、江苏和山东全部获得金牌榜榜首：九运会广东队获得69.5枚金牌，比其在八运会上多了45枚金牌；十运会江苏获得56枚金牌，比在九运会上多21.5枚；十一运会山东队狂揽63枚金牌，超过其十运会的21。全运会赛场上的“东道主定律”演绎了一个长达12年，横跨四届赛事的“东方不败”神话。
背后原因是什么？八运会是体育总局放开运动员“交流”政策的起点，当届全运会上的“交流”运动员超过人，在上海队中出现了辽宁跳高名将金玲，安徽游泳国手陈剑虹等等夺金功臣。接下来，是九运会开始前东道主广东队的招兵买马，结果协议运动员所获金牌数约占广东团金牌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此后的十运会，十一运会，江苏、山东莫不如是，江苏队拿到的56枚金牌中有超过10枚都来自协议选手。
9年，辽宁省体育系统还为全运会特别新增了名运动员编制，每年0万元的专项经费也在不断提升，这些到底花到哪里去了，看看辽宁队办成了什么事儿再说：9年，据省内媒体报道，辽宁队在全运会9个大项，多个小项上处于空缺状态，但4年后，他们一口气参加了全部31个大项的比赛。
何时“交流”重回初衷
正如前文所说，“人才交流”初衷是好的。长期以来，各省区市均形成各自的优势项目，为避免可能出现的人才浪费，运动员交流的做法确实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面对“老东家”疑似“让赛”、明码标价的“人口贩卖”等副作用逐渐显现。
所幸的是，十运会和十一运会，国家体育总局先后两次发文对“制度漏洞”进行限制和补充规定，以规避违规操作的发生。
随着各项关于“人才交流”限制制度的出台，以及全运会不再设奖牌榜等“硬制度”的实施，让“金牌”不再是全运赛场上各省代表队唯一追求。客观说，从天津全运会开始，“人才交流”数量有所下降，全运赛场上，“人才交流”引发的各种乱象也“消停”不少。未来，相信随着各种体育规章制度的更加健全，“人才交流”这一“历史特殊名词”也一定能够真正回归到“交流”的初衷。
中国吉林网吉刻APP记者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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